明代淫乱尼姑：少年入寺精尽人亡(全文)

　　冯梦龙《赫大卿遗恨鸳鸯绦》讲：“（赫大卿）为人风流俊美，落拓不羁，专好的是声色二事。遇着花街柳巷，舞榭歌台，便恋留不舍，就当做家里一般。”赫大卿在庵内玩弄四位尼姑的同时，却被四位尼姑玩弄的“自觉身子困倦，支持不来，思想回家”。四位尼姑为了能长久拥有赫大卿，“把（赫大卿）头发剃的一丝不存”，无奈之下，赫大卿只好“做尼姑打扮，住在庵中，昼夜淫乐”，最终“死在牡丹花下”。

　　尼姑也是人，是人就有七情六欲。武柴人可以还俗，奋进至一代女皇武则天，偶有尼姑做出淫荡之举，也情有可原，但是，作为一名受戒的尼姑，偶尔尝尝鲜也就罢了，在把赫大卿折磨的乐也思蜀的时候，本应让赫大卿离去，然而，却抵挡不住性的诱惑。

　　在佛教经典中，一般称尼姑为“优婆夷”，民间则俗称“师姑”。而在明代正统的法律条文或典章制度文书中，则称之为“尼僧”或“尼姑”。如明代的法律条例规定：“凡寺观庵院，除见在处所外，不许私自剏建增置，违者杖一百还俗，僧道发边卫充军，尼僧女冠入官为奴。洪武六年(1373)明太祖朱元璋下令，“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，不许为尼姑女冠”。嘉靖六年(1527)奏准，“尼僧道姑，发还原籍出嫁。其庵寺房屋土地，尽数入官。这是官方记载称出家皈依佛教女子为“尼僧”或“尼姑”之例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想的盛行，乃至佛教的世俗化，无疑对尼姑的清修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，随之而来的则是尼姑不再局蹐于庵院一隅，而是走出庵院，进入民间，与民间闺房女子或家庭妇女结缘，进而成为民间妇女与外界交通的媒介。更有甚者，尼姑在与世俗民间交往的过程中，恋世情结日深，宗教情感日淡，进而出现了超脱佛门樊篱的“淫尼”。这不仅是明代宗教史上的新动向，更是明代社会演进历程中出现的新的历史转向。

　　一、尼姑出家：逃避还是宗教虔诚

　　在论及尼姑出家原因之前，不妨将明代官方对尼姑出家年龄所作的规定稍作梳理。关于女子出家为尼的年龄，明代的法律作了基本的规定，并与男子出家为僧的年龄限制大有差别。洪武六年(1373)明太祖朱元璋下令，“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，不许为尼姑女冠”。建文三年(1401)，更是将女子出家的年龄上升到59岁。

　　与此相应，明朝廷对男子出家的年龄限制却大有不同。如洪武二十二年，明太祖朱元璋下令，“民年二十以上者，不许为僧”。换言之，男子出家必须是在20岁以下。这是要求幼年或少年方可出家为僧。这种在年龄上的两反规定，究其用意而言，显然就是为了使尼姑、僧人能安于清修，并保持佛门庵院的宗教纯洁性。

　　需要引起关注的是，自明代正统以后，出家为尼者已不再遵守朝廷的法律规定。如在北京的一些寺庙中，私自剃度为尼的妇女日渐增多。根据史料的记载，这些妇女“有因不睦六亲，弃背父母夫男，公然削发为尼”。可见，其中女尼的来源，既有已婚的妇女，亦有未婚的少女。究其出家的原因，显然很多是因为家庭内的矛盾。每当遇到令节或每月的朔望，她们在寺院内传经说法，“诱引男妇，动以千计，夜聚晓散”。

　　在说到尼姑的来源及其出家的原因之前，不妨对整个僧侣集团的出家原因稍作探讨。清初人尤侗论僧尼出家的原因道：“今日僧尼，几半天下。然度其初心，愿不及此。其高者惑于福慧之说，下者谓饥寒驱迫，不得已而出此。或幼小无知，父母强而使之，及其中道而悔，无可如何者多矣。”

　　从上面的阐述不难发现，僧尼出家，大多不是出于“初心”，而是一种被迫或无奈之举，显然缺乏纯真的宗教虔诚情感。如果转而分析尼姑出家的原因，那么明末清初人陆衡所作的分析也堪称一针见血。他说：“每见人家妇女，或丧夫，或无子，即有夫有子，而别有不得已，辄忿然出家，薙去其发。

　　这就是说，在出家为尼的群体中，多为“丧夫”或“无子”的妇女。至于那些“有夫有子”的妇女出家，她们的出家当然有其“不得已”之处，只好“忿然出家”。一句“忿然出家”，更是道出了其逃避家庭或世俗的心态。当然，节妇、贞女出家为尼更是当时的世风。

　　正如陆衡所言：“女子不幸而失所，天不再醮，礼也……尝有缙绅之家，许嫁而未婚者，偶值其变，父母翁姑好名，高谈守节，强其女从之，非不传誉一时，其如青春难度，白日无聊，每借焚修之计，以出家为上策。未几而祝发矣，未几而尼姑为伴伍矣，未几而参善知识矣，名刹听讲，禅房卧宿，肆焉无忌。”女子丧夫，朝廷的礼教要求其守节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节妇”。许嫁而未婚，未婚夫一死，也被迫守节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贞女”。尽管这种守节的行为可以为家庭乃至自己带来一时的虚名，但时日一久，青春难度，白日无聊，最好的结局就是遁入空门。

　　妇女为了守节而出家为尼，在当时的史料中可以得到广泛的印证，试举三例如下：其一，苏州府吴江县有一座守贞庵，在震泽镇观音桥内。明隆庆年间，巡宰杨忠之妻节妇毛氏建。据吴名函《隆庆庚午守贞庵建观音阁碑记》云：“忠，武林人。在任病亡。其妻毛氏哀毁过礼，结庐矢志，事死如生，依倚为尼，而居者焚修日盛。”

　　其二，苏州府昆山县灵峙庵，旧名水月庵，明万历末年念印禅师开山。念印禅师，是举人傅冲之妹，归有光之儿媳。傅氏年19而寡，于是剃发径山，募置马园蔬圃为兰若，初构三楹，继建禅堂、韦驮殿、净业楼、二桂堂。崇祯十五年(1642)示寂，塔葬于放生池北。念印禅师有弟子三人，均为士大夫家族女子。一位是顾文康公六世孙女，字仁风;一位是张泰符女，字无歇，一位是钱约斋女，字妙光。

　　其三，苏州府昆山县胜莲庵，在许墓塘北。顺治初年，无歇恒禅师所建。无歇禅师，张泰符的长女，嫁给诸生戴襄，进士徐扬贡元配之母。崇祯九年戴襄死，张氏成为守节的寡妇。崇祯十七年，明朝灭亡，张氏弃俗出家，传律华山，嗣法灵隐，以禅律教诫尼众，其道行为诸方所推重。无歇禅师即上文提到的念印禅师的弟子。胜莲庵原本为无歇禅师外祖的旧圃，其弟生员张旅庵、举人张冰庵倡购，遂成一方法席。

　　当然，在明代的尼姑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抱有宗教虔诚而出家者，明代名僧莲池大师的妻子汤氏即为一例。莲池大师是晚明佛教界的一代高僧，他的出家时间可以追溯到嘉靖四十四年(1565)。

　　莲池夙志方外，鉴于父母尚在，不敢离而出家。父母双亡之后，就力酬所愿，当时其妻子汤氏才19岁。再加之前面的儿子殇亡，为此“忆子舆之规，疑未决”。莲池已而念风灯石火，时不我延，毅然薙染出家。他的妻子汤氏则回到娘家，与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，斋戒禅诵。不久，其母亡故，汤氏孑然寡居。当时同族之人替她立后嗣，最后选中三侄文彬。不久，汤氏亦脱簪珥为尼僧。出家之前，对嗣子文彬说：“兹无所事，后不后我，固无害。彼生而养，死而服、而殡、而祭，世法也。吾学佛，存资钵衲，殁归(门中者)维耳，夫何求哉！”为此，将所有田产房屋散给群侄，而将自己的住宅分给嗣子文彬。至于汤氏自己，则“从邻僦舍，绳枢蓬门，夕灯晨香，阒如也”。汤氏出家为尼之后，法名袾锦，与莲池一同师从关中南五台性天和尚。

　　上面的这段史料记载已基本道出了下面的信息，即汤氏出家，虽因其丈夫出家而成为事实上的寡妇，但从中亦可看出她自己在宗教情感上的觉悟，当然亦与莲池大师的熏染不无关系。

　　二、尼姑在庵院的清修生活

　　照理说来，尼姑所过的应该是尼庵中的清静生活。明代有一位姓孟的小姐，在去苏州惠日庵访尼姑时，曾在亭上写下一诗，诗云：“矮矮墙围小小亭，竹林深处昼冥冥。红尘不到无余事，一炷香消两卷经。”(15)此诗甚雅，基本道出了尼姑日常的清修生活。

　　正如明末名僧袾宏所记，在佛教整体世俗化的大势下，尼姑群体中还是不乏清修苦行、终身不干谒富贵之家者。如他笔下的严氏，在出家为尼后，仍然能保持“苦行终身”。另外，钱谦益笔下的女尼潮音，显然也是一位守戒律之尼姑。

　　从钱谦益的记载可知，女尼潮音俗姓金，常熟县大河人。嫁给同里人龚某，孀居自誓，仪法井井。其长子娶妻之后，辞亲出家，字曰定晖。定晖死后，潮音对次子端吾说：“汝兄往矣，吾母子何苦徽缠人世？”端吾尊母亲之旨，于是弃妻落发，与母亲一同到了苏州。潮音到了苏州后，拜尼姑真如为师。不久，潮音回到故乡，“僦居焚修，昼夜六时，佛声浩浩”。钱谦益在后面对潮音有下面的评述：“予观近日宗门，女戒锋起。阇黎上座，林立镜奁。语录伽陀，交加丹粉。咸有尊宿印证，支派流传。可羞可愍，莫斯为甚。是比丘尼，却避市廛，远离俗姓，不唱参访之缘，不挂大僧之籍。一声佛号，十念往生。旌表末法，甚难希有。斯则墨穴之电光，狂水之圣药也。”细究钱氏言外之意，在佛教界普遍世俗化的明代，尼古潮音出家清修的经历堪称“墨穴之电光，狂水之圣药”。

　　更有一位性恒女尼，以兴复佛寺为职责。如天台天封寺，一直被视为灵墟之处。至明万历年间，佛应运兴，寺庙达到顶盛。但至崇祯年间，因遭劫火，寺庙顿成灰场废墟。正值此时，女尼性恒，俗姓张，从金陵来到天台，以兴复寺庙旧观为志。钱谦益记其人其事道：“有一比丘尼，张氏名性恒。剃染来金陵，誓愿为兴复。坚修头陀行，一麻复一麦。誓以此身命，回向僧伽蓝。苦行五六载，地行夜叉知。乃至夜摩天，分分相传报。人天感咸悦，钱刀响然臻。梵刹黄金容，僧寮经藏阁。如移四天宫，又如地涌出。

　　可见，性恒女尼自剃染之后，确乎能做到“坚修”、“苦行”，犹如头陀一般。此外，黄宗羲笔下的女尼月尼，尽管已经是入清之人，但从其生活的时代来看，应该属于南明时期，所以暂且也将其置于明代尼姑的考察之列。黄宗羲著有《月尼传》，其中记道：月尼俗姓莫氏，浙江杭州人。性慧，有才，又有静德。其母原本失身青楼，当时莫氏才十二三岁，当然也不能免俗自奋，只好依从母亲一同在青楼生活。不过，莫氏人虽在青楼，却有自己的定见，即非学士大夫不见。等到与客人见面，则又非道德文字不谈。一日，问潘大夫：“所谓名业者，学从孰始？”大夫答道：“有志于名则名立，于业则业成，否则是无志者焉，足以言名业耶？”莫氏听后默然良久，道：“如斯而已。”自此以后，更加自励。一日，又问道：“所谓文词者，人从孰求？”大夫答道：“妙由天传，机由人究。致天以尽人，则文字之玄，得矣。”莫氏闻之默然良久，道：“如斯而已。”从此以后，开始每天诵诗读书，遇到学士、大夫，即稍稍能撰五七言之诗，并与他们讨论当世之务，故吴、越间往往有传诵其诗者。康熙十四年(1675)三月望，莫氏到天竺山院，礼拜慈像，寻求超脱，因而大恸。在回家路上，突然迷路，见一樵夫倚薪卧树间，莫氏前往问道：“孰路归城中？”樵夫答：“路固歧，苟致之皆可归。”莫氏问：“尔何滞于此耶？”樵夫答：“吾逃樵而归于樵也。”莫氏听后顿然醒悟，因拜樵夫并乞旨，樵夫于是看着所卧之薪，对莫氏道：“夫薪也，始出土中，天机莫遏焉。但为类材纠缪，遂屈上达之性。今吾伐之，方得脱根株断，萌蘖就败，藏瑕于烈阳之中，变其凡姿，反其静质，群妄消融，截然寂灭，以复于命，此薪之所能也，吾固怜而樵焉。”尼因进而问道：“问路知归，问薪悟脱，然吾生营营，何求可了？”樵夫答：“人性本直，流行惟光，一有所制，则直者屈，施光者受昧，不有见勇之士，力反其光，孰得其子哉？惟山中之松，溪上之月，抑之不偃，蒙之不灭，初性自如，本体常澈，人诚求之，即可了其生矣。”尼于是豁然大觉，来到清溪旁，洗去铅粉，卸却绮衣，“草曳韦入家，辞其母，往清波郭门，遂拜老尼为师，削发修禅，终其身，自号松月尼云”。

　　在这篇传记的后面，黄宗羲作有下面评述：“世传唐吕岩，度女妓白牡丹；宋苏轼，默化琴操事。余每论之，未尝不异其人。以为声乐之场，亦有回头向道者焉。月尼本背法失从，当艳盛之年，一旦断情欲，远凡归真，倘后日采而传之，未必非牡丹、琴操者之流欤？”一个妓女，转而向道，削发为尼，樵夫的一番开道，无疑是关键。所谓的樵夫，其人决不简单，他给女妓所讲的是一堂佛教人生课，最终使女妓皈依佛祖。

　　妇女一旦出家为尼，就不再涂脂抹粉，在穿着上也不可艳丽旖旎，以便与她们的清修生活相应。关于尼姑的服饰打扮，我们不妨引周清原所著小说《西湖二集》记载尼姑为例，其中记载尼姑穿戴云：“头上戴一顶青布搭头，身上穿一件缁色道袍，脚下僧鞋僧袜。”至于尼姑所从事的日课，除了在庵院中吃斋念佛之外，还负有一些世俗的宗教职责，这在明代表现为“宣卷”这样一种宗教仪式。

　　宣卷是明代妇女最为流行的宗教仪式。明朝人徐献忠记载：“近来村庄流俗，以佛经插入劝世文俗语，什伍群聚，相为倡和，名曰宣卷。盖白莲遗习也。湖人大习之，村妪更相为主，多为黠僧所诱化，虽丈夫亦不知堕其术中，大为善俗之累，贤有司禁绝之可也。”可见，在浙江湖州的乡村妇女中，盛行宣卷。另外，从明人陆人龙所著小说《型世言》中可知，当时苏州府昆山县、太仓州的妇女至杭州天竺进香，通常雇用一些香船。在进香途中，为了解除旅途的寂寞，除了“一路说说笑笑”之外，还“打鼓筛锣，宣卷念佛”。

　　其实，所谓的宣卷，即为宝卷之诵唱。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知，宝卷为民间通俗说唱文字，多为佛家传说及信徒善恶果报故事。韵文唱词，鄙俚俗浅。然情节细致，演唱生动。在明清两代，民间宝卷之诵唱十分盛行，并深入殷富之家宅内院，女尼习之为就食谋生之门，胜于托钵化缘。此一风气，延至抗战之前，尚有余迹。明代兰陵笑笑生所著《金瓶梅》小说，其中关于女尼进入大家之宅进行宣卷的活动，所记相当丰富深入，可证尼姑确实是当时官宦及民间妇女宣卷活动的组织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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