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治疗产业：手把手教你性爱(全文)

　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、马斯特斯的行为治疗、伟哥、激素补充、催眠疗法、中国古代房中术……针对人们在性生活里的各种困扰，精神科医生、男科大夫、护士以及中医专家们，各自提出了一套解决办法。

　　然而，调查发现，在中国，性治疗师尚未成为国家认可的职业，他们游走于法规与伦理的模糊地带，提供的性治疗服务也良莠不齐。尽管如此，性治疗已经悄然发展成一个隐秘而庞大的产业。

　　这或许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。在美国，自伟哥诞生以来，阳痿的诊断率就从原先的7%飙升到40%。虽然高尔夫球星“老虎”伍兹当年在“松林诊所”接受了6周的“性瘾”治疗，但“性瘾”作为一种疾病迄今还未被主流医学界所承认。

　　对此，社会学家认为，在“医学化”的框架下，自20世纪以来，性，就一直是医学重点加以治疗和干预的范畴，而且被极其严重地“问题化”和“污名化”了。“医学化”的认知，必然带来医学的“矫正与治疗”，甚至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手段。

　　然而，社会学家的批判，阻止不了性治疗产业的发展。除了受经济利益驱动外，在中国社会的性文化从工具理性走向全然的快乐主义的过程中，即使秉承“医不叩门”的准则，人们也会为更多个人化的性烦恼而主动寻求解决之道。

　　仓河下，是杭州市内一条僻静街道的名字。童嵩珍在这里的工作室，相距繁华的体育场路只有二三百米——这是绝对隐私与市井喧嚣之间的距离。

　　委身于中西医结合门诊、胃肠病研究院等招摇的牌匾背后，“杭州宝善堂性福中心”，即“台湾嵩馥性健康管理中心杭州分中心”没有任何自己的标识。它用刻意的低调，尽可能为到访这里的人营造一种安全感。

　　即使走进诊疗区，也没有文字指示这里究竟是什么科室，每个房间房门紧闭，门上都钉着一块相同的牌子——治疗室。为了避免来访者相互遇到而带来的尴尬，“看病”实行严格的预约制。因而，和普通医院里吵吵嚷嚷的情景不同，走廊里看不到任何候诊者，来访的人一到这里就“闪进”预定好的治疗室。实际上，这里根本就没有“患者”或“病人”，每一位前来寻求治疗的人，都被童嵩珍和她的同事称为——“个案”。

　　在网络上，41岁的童嵩珍有“台湾第一性治疗师”之称。八年前，她首次在台湾新北市的广川医院开设“性福门诊”，随后又把性健康管理中心开到台北。近两年，她分别在武汉和杭州拓展性治疗业务。

　　进入大陆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童嵩珍似乎已经是性学界的“圈儿里人”。2014年8月29~31日，第六届世界华人性学家学术大会暨性治疗学术论坛在杭州召开。作为承办者，童嵩珍请来了众多来自海内外的华人性学家和各路从业人员。

　　一个隐秘的行业、一个庞杂的人群，他们在此聚首，把那些人们平时难以启齿的话题拿到讲台上讲，放在餐桌上谈。

　　“抓小鸟”

　　童嵩珍在台湾长庚医院做过12年护士。她在骨科病房里曾经看到，重伤的骨折病人打着绷带，腿被高高吊起来，就在那种情况下，还不忘和前来探视的妻子亲热。这样的情景触发了她的思考，而不是鄙视和反感。

　　童嵩珍说，自己选择从事这项工作，“好像上天赋予我的使命”。而后，她去台湾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读了硕士学位——这是台湾唯一一家专门设立性学专业的大学。后来，童嵩珍又先后取得美国性学会(ACS)临床性学家学院、德国“谈崔(Tantra)性能开发工作坊”等机构颁发的权威执业资格认证，成为在台湾有名的性治疗师。

　　相比在现实中的低调，性治疗师们在虚拟世界里都表现得异常活跃。他们在网上写博客、开微博;讲解各种各样的性知识;劝导人们注重“性健康”;结合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故事，分析各种性烦恼……

　　在杭州宝善堂的网站上，“童嵩珍——台湾性治疗第一人”“最大、最权威的性治疗室”“华人性治疗领域革命性突破”等字眼在首页上来回滚动。作为一个在现实中保持隐秘的行业，性治疗从业者在网络上的高调，成为他们吸引人们前来诊治的手段。

　　究竟什么是性治疗？童嵩珍的解释很简单：“性治疗就是指导别人如何做爱。”她接着说，“当然，治疗师并不会与患者发生性关系。而实际上，在美国，也有与患者发生性关系的性治疗师，那主要是帮助残障人士解决他们床笫间的生理需求，所以也叫做‘性替代者’。”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她收起了脸上职业的笑容，神情严肃。

　　与医院里的各种治疗手段不同，童嵩珍的性治疗不用药，也不开刀。在通常总共6次、每次1.5小时的疗程里，“个案”们只需要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或躺在治疗床上，在女治疗师甜糯的国语引导下吐露心曲，化解心结，再接受行为治疗，以期解决自己人生中难以言说但又至关重要的困扰。

　　当然，他们为此所花的代价也不菲——尽管童嵩珍不愿意谈及费用，但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一个疗程的费用大约在3万~5万元人民币。

　　行为治疗究竟如何进行？童嵩珍说，这是不可能让外人观摩的过程。尤其是在对“个案”进行“谘商”的时候，更是要绝对保证以“一对一”的方式进行，连她的助手也不能在场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童嵩珍在《性治疗师教你好好做爱》一书里描述说：“目前，在华人世界里，只有我的团队在进行一对一‘抓小鸟’的性治疗。”对这句话的最好解释，是台湾“嵩馥”官方网页上的一张张“大尺度的”照片。

　　对于治疗过程，童嵩珍解释说，“我们的手也会动到他，但我们是戴手套的。我会告诉他，‘现在你要专注，我们会做性感的训练，这是性治疗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叫做性感的集中训练。你戴着眼罩，跟你自己的想法做爱，你不是跟我，你是跟你自己的意念。’”

　　实际上，这样的治疗，很大一部分需要“个案”在熟悉了过程以后回到家里自己做，而不仅仅是在诊室。在另一些性治疗中心，有的治疗师遵循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的原则，只进行讲解和电视片演示，然后让顾客回去做“家庭作业”。

　　还有一些治疗需要特殊器具，那就只能在治疗室里进行了。比如，对于女性常见的阴道痉挛，一般会在性治疗师的安抚与帮助下，尝试从小号到大号的男性器具，让受治者学会逐渐适应。

　　在“嵩馥”的网站上，可以看到童嵩珍手拿一个布缝的男性阳具，解释如何自我按摩。

　　自“挺进”大陆以来，童嵩珍已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300例“个案”。相比之下，面积大约只有浙江省三分之一大小的台湾，一年的接诊量就有两三百例。童嵩珍觉得，大陆的性治疗市场仍有待开发。

　　这种性治疗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？对此，外人无从知晓。有一位重庆男子曾经是童嵩珍那里的“个案”，对于自己接受治疗的经历，他说，“其实就是在她们的帮助下‘打飞机’。”

　　这是否超出了性治疗的范畴？对此，国内资深的性学家马晓年表示，“那位患者此前已经有两年没有勃起了，如果能够在性治疗师那里获得成功，也算是一种改善。”

　　“伟哥革命”

　　杭州宝善堂的网站，把马晓年与童嵩珍的合影照片挂在首页，以此来证明这家性治疗机构的权威性。由此可见马晓年在中国性学领域的“江湖地位”。然而，如果你走进马晓年在北京玉泉医院的性医学门诊，会发现他的“老巢”和他的“地位”并不相称。这里远没有童嵩珍的治疗室“高大上”。坐在墙面油漆斑驳、面积只有几平方米的诊室里，满头白发的马晓年用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低缓声音说，“我的这个性医学科，算是没搞起来。”

　　1996年，51岁的马晓年自愿申请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调出，到北京西四环外的玉泉医院开设了性医学门诊。从那时到现在近20年过去了，迄今全国仍仅有两家公立医院设有性医学门诊——除了玉泉医院，还有张滨在广州主持的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不育与性医学科。

　　马晓年介绍说，科室创建之初，作为医院的特色门诊，得到了北京市卫生局与院方的支持。但在2003年，玉泉医院被清华大学收编为附属医院，调整了发展重心，性医学被边缘化，经费也就捉襟见肘了。如今，相比北京各家“三甲”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形，只是“二甲”的玉泉医院病人不多，门庭有些冷清，性医学科更是坐上了冷板凳——加上马晓年一共只有两名医生，每天大约有两三个病人“慕名”前来。

　　马晓年毕竟拥有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、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头衔，他的照片不仅出现在杭州宝善堂的网站上，也出现在北京五洲妇儿医院的出诊专家介绍里。照片下面罗列着他的博客文章，打头的一篇就是论述女性“性福”的问题。

　　相比其他医生平均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能打发一名病人，马晓年给患者看病的时间每次至少都需要半小时。“要先问性史，找出问题，有的需要普及性知识，还有的需要心理疏导。”不过，作为一名正规医院的男科大夫，马晓年和其他性治疗师不同，他最主要的治疗手段还是——开药。

　　有统计数字显示，40岁~70岁的男性，阳痿发生率高达52%，也就是说，平均每两名男性就有1人阳痿。1998年，能够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药物万艾可(伟哥)诞生，马晓年称之为“现代性学的第三座里程碑和性治疗的一场革命”。

　　在美国，伟哥上市后的第一周，每天就开出1.5万张处方，第二周上升到每天2.5万张，第三周每天3.5万张，至第七周，达到每天27万张，创下了全球药物史上的最新纪录。生产伟哥并拥有其专利的辉瑞制药公司的股票随之暴涨。过去，美国阳痿患者的就诊率只有7%，而在伟哥上市之后很快增长到40%。

　　2000年，伟哥进入中国。一粒50毫克的蓝色小药丸，身价高达人民币99元，而且不在医保范围内。但它依然受到了男科医生们的青睐。

　　截至2005年退休时，马晓年一共看过2万多病人，其中有83%是男性，在他看过的男病人中，又有90%以上都被开了药，而且大部分是伟哥。马晓年说，即使是心因性(心理因素造成的)阳痿，也需要使用伟哥来辅助治疗。“光有心理辅导不见得有用，但只要他能够在性事上成功一次，心理上的焦虑就会因此一扫而空。”

　　在杭州召开的世界华人性学家学术大会上，很难遇见潘绥铭。要想找到他，有一个窍门，那就是多到墙角、垃圾箱等能够自由抽烟的地方转悠——会议期间，他更多的时间是躲在一旁抽烟，而不是去和其他参会者交流。

　　潘绥铭退休前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。作为一名与实践领域相聚较远的性社会学家，潘绥铭在大会上保持的“高冷”，就像他对待伟哥的冷眼相看一样。他认为，在历史上，阳痿、早泄之所以被当作“病”，其实是因为不利于怀孕，因而损害了“性的惟生殖目的论”。而当今，则主要是因为庸医们要赚钱。潘绥铭说，阳痿早泄其实只是一个性生活不和谐的问题，靠双方的性技巧完全可以解决。可是一些医生却只“治疗”男人，根本不问女人的情况。这难道不荒谬吗？大家为什么还要给他们白白送钱呢？

　　性治疗江湖

　　然而，在现实中，为了性健康而“白白送钱”的人却并不少见。

　　加拿大籍华人陈见在上海一家名叫“臻景国际再生医学中心”的医疗机构里做性健康顾问。这家机构坐落于上海最有格调酒店之一兴国宾馆，陈见说，她的工作，主要就是为高端中年人群提供定制化的性健康治疗方案。实际上，这种方案的核心，就是使用性激素。

　　在陈见治疗的案例中，有一位40多岁的男性企业老总，他没有病，但时常感到疲劳，没精神，性欲低下，妻子对他们的性生活感到不满。他慕名来到这里，先做了一个包括体内激素水平在内的详细体检。检查结果发现，他的睾酮(雄性激素)水平很低，虽然尚未达到“病”的标准，但已经接近正常值的下限。于是，没有处方权的陈见请临床医生给这位老总开出一个综合方案，包括按地中海式饮食结构饮食、加强锻炼等。其实，不论如何调整饮食起居，这种治疗最终靠的，还是补充睾酮。

　　马晓年说，在美国，更年期以后的男性和女性，接受性激素补充治疗的比较普遍，因此，性激素治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，但目前在国内还不是很多。据陈见透露，“臻景医疗”对此类治疗的收费价格非常昂贵，从5万元到百万元不等。不过，她同时也承认，“使用性激素需要十分小心，因为盲目的激素补充，会导致前列腺癌、乳腺癌与卵巢癌等。”

　　性治疗到底属于哪个科？有各种性烦恼的人，如果走进一家公立医院，恐怕在分诊台就会受阻——马晓年所在的北京玉泉医院几乎是仅有的例外——而在一般医院里，泌尿外科、妇产科甚至皮肤科，都和性方面的问题有关，但是又都没有针对“房事”的专科门诊和专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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